TIan.CN >> 唱胡不归

奶奶：

“还没有入党么？”

“答应奶奶的事情一定要做。”

“这是奶奶最大的希望了。”

“你一定要帮奶奶完成。”

“把党入了。女朋友要心好，爷爷奶奶就放心了。”

“注意伙食。没钱跟爸爸和爷爷奶奶说。”

“胖了没有？”

“学习忙要注意身体。爷爷奶奶身体都好。”

“要给爸爸打电话。”

爷爷：

“要考虑个人的事情了。”

“学新闻要多读书，要会与人打交道。”

爸爸：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北环又塞车了。”

“要钱不？”

“多吃水果。”

“我去出差了。下周回来。”

“放假回不回家？”

妈妈

“这周回不回来？”

“我过去看你？”

“有时间就回来。”

姑姑

“上次说的那件事怎么样了？”

叔叔

“给妹妹打电话。”

想给自己打电话

“过得还快乐吗？”

“想到你要做什么了，并正在前行吗？”

挂断自己的电话

问自己，“足够关心他们吗？”

“不够。”

并没有更会跟人交流，只不过是那晚抱着一个人到一个去过的却又不熟悉的地方，不顾生死地走路的想法。周六晚的七点半，去长洲的人很多，383绕着内环走环形的路线，有些摇摇晃晃。

车进了长洲就不再是大学城那样规整而有模有样的景象，一个夜里的小镇，《一座城池》还是《1988》里面出现的那种小镇，没有太多景观灯，最亮最热闹的是一间大的超市，大多数人在那里下了车。

在长洲岛小学下了383，看得到三根光秃秃的旗杆，虽然学校里没有任何光。沿着垂满花的矮墙往回走，黄色的路灯，两旁栽种的植物，没有多少车和行人的延伸的马路，老是在恍惚是不是回到了大学城，偶尔有一段小路从旁伸出，望出去是一片漆黑，黑色的大概是一大片田地或荒地，很开阔，更远有一些天色。比在大学城还要不害怕。

按照时间找到了五楼的主人，一只大狗出来迎接，不用弯腰，手刚好可以接住它扑上来的前脚。真心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聊了一个小时，我坐在可以看到窗外街上的路灯的位置，一下也没去翻过夹在本子前几页的采访提纲。

一小时的对话其实很短，走下楼回到很少人的街上，想着自己一直在想的问题，那么难与陌生人搭话，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做一个记者。单车，摩托车，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在旁边的马路上一阵阵驶过，路上还是没有什么车和人。

来的路上发现去东征墓的路口在还没到长洲岛小学的地方，于是打算自己先走一站路，一条恒定的主干道无论如何也丢不了。还是觉得很安全，尽管人行道上并没有灯，不用担心身边有个朋友的安全，也不用担心他或她累了吗，无聊吗，只管自己固执地走就好了。

回到了两年前徘徊了很久的T字路口，主干道伸出去的那条路被指着通往东征墓，是小彦上课提到的了。两年前在离春节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上完新东方去了鱼珠码头，然后坐船到长洲码头。那天黄埔军校似乎是闭馆，只在旁边的一栋楼上看了看江上军舰和眺望了下高楼林立的广州塔和西塔的方向。一开始是因为不想等车也想走走，结果每到车站的时候看到没车就想着再走一站，最后有车也不上了。可能是太累，太热还是时间已接近晚饭，从主干道往去东征墓的那条路走了一段就犹豫着回去了，还赶上了一饭的晚饭。

很想在晚上走过去看看，但还是留给了下次。

你还是想去搭讪你抱有好奇的人，放学后路过的小孩，晚饭时在斜对面坐下开始晚餐的饭堂阿姨，以及还没告诉你将要发生些什么的熟人（或许并不熟）。即使还没有说话，当知道了什么后，心里还是开始在准备，准备着那一场交谈。

当你知道了，你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当你不知道，你也永远不知道将会知道什么。时常病态地想太多，还抱着平等，不做价值判断，不怕一切的心理。还不如去长洲的夜里行走吧，放下顾忌生死与为了有趣。

记得的就忘不了了么？我还记得太多关于深中的细节，但还是怕有一天还能走进深中校门时，看到那些陌生的建筑，我会觉得恍惚。

最早倒下的是劳技楼，艺术楼和小礼堂，劳技楼和艺术楼中间还有很高的树，不知道是棕榈还是什么。劳技楼并不常用，偶尔上上通用技术，玩玩橡皮泥，踩踩鸡蛋。初中部的小孩更幸福，每次到本部上劳技就像春游一样，连续两天不用上课，做木工、做电子产品、做饭……我自己做的收音机早已不见可能流落到华强北那密密麻麻的柜台下面，我记得带回家的花生酱炒面没人敢吃，做的那个木质笔筒一直放在书桌上，寒假回家发现被丢了，在自己心里大吵大闹了一场。就连在自己房间自己桌上自己觉得宝贝般的东西都无法护全，你能让那被剥夺的记忆变成怎样呢？让自己更伤心，变成仇恨，还是总有一天你会想不起来那个笔筒，那个旁边还加了把半个拳头大的小椅子的笔筒，那个椅子靠背上还贴着一个自己用机器割出来的"T"字的笔筒。

艺术楼的一楼有舞蹈室，我们在那里为十大排练舞蹈，还有拥挤着无数不怀好意的人报钢琴课的钢琴室。艺术楼的二楼是团学的办公室，上楼梯右手边有两个经常用的会议室，每天中午会有两个部门开例会，高一的时候就在这里被骗被砸蛋糕，高二学聪明了，等到要砸蛋糕的那一天一定会多带一套衣服来上学，二楼上楼左手边是宣传部画海报专门的工作室，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聊天，看他们画画，闻满屋的颜料味。艺术楼大概是有四楼吧，记忆果然是靠不住的，三四楼有摄影室和用于处理图像的电脑室，还有小小的阶梯教室，阿黄和晓蕴每节艺术课回来都嚷嚷要抱着二胡在楼梯拉首小白菜。

小礼堂，其实应该叫阶梯教室吧，我一直很后悔那天没有把那一幕拍下来——已被推倒的废墟中，灰色背景幕布上的校徽就耷拉在那里——我看到了，大概停了一下，然后走过，很快，大致就在隔天，那些残留的废墟也被清走。阶梯教室二楼是管弦乐队常年训练的地方，而一楼则是日常大家使用最频繁的地点，集会、十大、社团show、知识竞赛、辩论、老师放羊看建筑奇迹或鬼片，还有那次记忆深刻的雨夜竞选，我心中一直想着如何尽快逃离与同学汇合出发去海边，他们都在等我一个人。

阶梯教室的位置现在是新的图书馆，每次回去看到原来劳技楼艺术楼阶梯教室那块地拔地而起的新教学楼时，都会为学弟学妹们的新环境不停地“哇”“哇”“哇”，虽然觉得些许冰冷却没有什么埋怨。

深中的楼房改造在我们还没走的时候已经规划好并开始实施了，在校的那时候看到劳技楼、艺术楼、阶梯教室的倒下并无太多的伤心和愤恨，因为还有太多值得探索的人事物，一天天实在地占据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要拆的行政楼，在里面和校长谈过话，校长脱了鞋极其乱七八糟地坐在椅子上；在里面和团委书记几乎是吵过架，我们坚持我们的看法，并在当时因为成功阻止老师干扰学生会主席选举而心里暗暗得意了好久。后来也偶尔想起来这件事，问自己在公民教育学习、实践中是不是有过偏失和遇过尴尬。行政楼旁有深中书屋，好像哪年砍了一颗书屋后的凤凰木，也被校友愤怒质问，学校的解释大致是树已自然枯死了，救不活了。象征性的东西大抵是不能按照自然界的生老病死去简单处理，集体记忆概念的泛滥还没有到招人讨厌的地步，是对当下的环境和状态不满吧，要回去翻翻那本借了没看的《集体记忆》。

行政楼要变成新的艺术楼，之后深中标志性的老教学楼也将倒下（或改造？）成为新的行政楼，一所中学正门进去就是一座宽广如屏风的行政楼，这种感觉多少不好。这里是东门，这里是一所中学六十多年驻扎的地方，那曾是深圳最好的中学，那里曾经盛行着诡异的把高中生培养成合格公民的教育理念，那里是很多人的母校，那里是可能并不是多么留念的腾讯创始人的母校，也是许多在看这篇文章的人心中可以念到的——那里是我的母校。

老教学楼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一楼有学生活动中心——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部门，有校医室，有物业——难得让人有好印象的物业，有后来因艺术楼被拆搬过来的团学办公室，又是一个常呆的地方。一楼东侧还有一些教室在变成劳技课室前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果然还是会忘掉很多，前面也用了过多的“大概”“大致”。二楼是一些理科实验室，三楼除了两个超常班剩下的是什么记得也并不是很清楚了（大概是高一高二四个超常班？）。四五六楼是高一剩下的十八个班，高一还不用走课，常年坐在最后一排窗边的我在六楼可以看到早晨迟到的同学、午休时校道阶梯上懒散的肥猫、夕阳和飞鸟、地王的激光，晚上还有人民北路的路灯照着深中人行天桥，偶尔还有文体三楼漏出的灯光，那时也还没有京基100，不会有滚动的“SHENZHEN”和求婚的讯息。

老教学楼中间楼梯前也有一竖排教室，每层楼都有个公共小教室，可以在里面吃盒饭，搞ENGLISH CLUB，也可以在里面将自己藏起来。老教学楼东侧是每层楼老师的办公室，导师会叫你过你告诉你不要拍拖要先好好学习，尽管我觉得为了部落比为了学习更有说服力。

科学馆不至于被拆，只是把教室都分成了小小间，一楼的自习室也不再大得让人觉得宇宙无敌了，不知道我们走后科学馆的椅子是否还会在潮湿的天气渗出油水并散发着恶臭。宿舍的改造也上了时间表吧，110的生活什么的以后再讲吧，那段每晚走出书院街穿过足球场天桥和本部校园的高三之路但愿永远都记得，走过了太多遍。还有文体楼，文体，亦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哪些不该再存在了，就不在了，就不再了。

事实是，因为新艺术楼的基建需要，正门校道右侧的树都被砍了。那样一张图片，带来的只有愤怒。于我而言，深中是成长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保护它不被他人弄得支离破碎恐怕是脑中心里最深的执念。最近在准备人物采访，时常在考虑个人的成长背景真的是一个人在日后某言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吗，成长至今那个或那些关键点是什么，作用是否那么巨大。在这种对提问的思考背后，我总想起深中于我。何家坳的樟树被砍，螺岭的动物园不见了，中东整个都夷平，我想我不会那么感到无力、绝望。

我还是想回到在深中时那种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态度，还是希望现在要更好。我把那段话放在手机的桌面：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我的愤怒在于，自己并没有越做越好吧。楼被拆了，树被砍了，人是不是也随着成长懒惰了，在行动上而非在心里坚持不下去了。高一的语文课王赫红着眼睛说着什么——不要被“体制化”，那是对着一班高一的孩子啊。

固然，深中在某程度上来说已经完全不再实行公民教育的理念了，这本身只是王铮一人的偏执或意外，也遭到相当多的师生不买账，社会也狠狠地扇着深中的耳光，“左一下，右一下”。我毫不后悔高中的任何一年，但我也觉得那时的深中并不是对所有人或者说对大多数人公平。但此次粗暴的靠一纸说明的砍树行为换来的全是曾经深中人的爆粗并不奇怪和没有理性和素养。我们的时光锦囊还在吗？几十年后我们还找得到那颗底下埋藏着这些时光锦囊的凤凰木吗？那些时光锦囊真的被埋起来了吗？

我甚至不想知道这些答案，那些年就那样过去吧。骄傲和兴奋，你还找不找得到？试图成为杰出公民的道路，你还敢走吗？

想回深中再贴一张大字报——“校道林荫的墓志铭——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要用红漆写在校方的白纸通告上，就像以前看到的那样。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该有如何的想法念头了，就觉得心里还是窃窃地高兴着的吧。我想过很多可能，都不可能，可能是最好的。

接阿黄的电话时常是很冷的晚上，穿很少坐在楼梯听很长时间，在手机没电前能说上再见。还会想起那些年的意气风发，自由和无畏，那些年很恰好，不悔，不沉溺。

神经紧张了太久，听个歌，开始写点东西。很高兴天昭还在广州，多少是个安慰，对世界，对世界观，对什么都需要再好些，足够好。

终于接到了电话；聊得很舒服，是不是还是很多没说。

三月一日一点五十五了，该睡觉和恢复早睡；没写的东西起来再写，没看的剧集起来再看，没刷的网页起来再刷；没去和没去够的地方要赶紧去。

温度，夜空什么的都相当的好，尚未潮；宿舍旁马路的路灯灭了，或暗了，阳光还不够灿烂。